传承 | 丘仲辉：先生躺在医院病床上，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全文约4200字，阅读约需15分钟。原载于《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我和朱传一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先生已七十有余，但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尽管已离休多年，却从未停止工作。他身居陋室，心怀天下。青年时代投身报国，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晚年关注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发展，曾任数家基金会的理事。这种许身救国、践行理想的赤子情怀伴随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对国家和民族的期许使他即使在屡遭困厄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初衷，乐观未来，始终怀有对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
01
心念苍生犹忘身
朱传一先生生于1925年，他的青年时期是在国家动荡、民族遭难的时代中度过的。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他考上西南联大，为避开日军，辗转11个省准备到云南就学。路上随着逃亡的人群一路向西南，经常受到日军的追赶和飞机轰炸，同行的人大多失散。颠沛流离4个半月后，他到了重庆，但是十二指肠发炎，高烧39.9˚C，命悬一线。病愈后经过亲戚介绍就在重庆大学入了学，到校后的第一天，他去中央大学参观了一个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和前面4个半月的经历，使他体验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巨大社会反差，让他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有了直观认识，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他在重庆大学时读了两个系，先是在矿冶系，二年级转到地质系。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学习。那时他一边上学，同时担任上海基督教学联的联络部部长，负责在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几所大学开展学生运动。后来上海基督教学联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他因此也被国民党列入100人的黑名单，受到通缉。他到处躲藏，每天住的地方都不一样。风声最紧的时候，他躲在上海医学院，在一个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女生宿舍衣帽间中藏了一周之久。
一边躲藏，一边还要进行高强度的工作，他经常几天不休息，直至累得咳血，身体严重虚弱。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度病休，病好后他在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以及中联部工作。因为他的父亲曾是津浦铁路局的局长，哥哥朱传榘在美国，旧官僚家庭出身加上海外关系，这种背景让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运动中吃尽苦头。
🔼 青年朱传一。
“中年时期遭遇到了很多挫折，我从来没想到过自杀。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可能完全没有希望，它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中，也存在于共产党人的良心里面”，在他仙逝前半年，我坐在对面听他唯一一次谈起自己不幸的往事，尽管当年遭遇了那么大的挫折和非议，他语气中没有一丝怨恨，有的却是他始终如一的心系天下于斗室的情怀。岁月无痕，老人的豁达和淡然，让人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度过那段人人自危、受尽煎熬的日子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相忘于江湖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释然的，多少人怀着怨恨走完了一生。
很多人不能达则兼济天下，更多人不能穷则独善其身。先生一生，每处困厄之境时皆能独善其身，这跟他乐观的天性不无关系，更是因为他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抱着信心，相信社会必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02
书生报国鼓与呼
20世纪80年代初，朱传一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筹建美国研究所，筹备组组长李慎之先生与院里有关领导商定后，派他到美国进行考察。
对于到美国后应该研究什么课题，不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拿不定主意，他自己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到美国后，他同美国的华裔教授以及对华友好的美籍学者们广泛接触，写出了一份报告——《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谈研究美国问题》，引起社会反响。他发表在《经济消息》上的系列文章，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专门批示。1984年后，他逐步确立了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方向，先后与美国研究所的同事们一起编写、编译了《美国社会保障》《全球社会保障》《21世纪的社会保障》及《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保障》，主持了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体系”，成为国内研究社会保障的第一人。
研究美国却迷上了社会保障这一问题，并最后走上了研究和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道路，难怪时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先生跟他开玩笑说，有人反映他“不务正业”。
🔼 朱传一先生（右）在美国。
先生高寿，且身体康健。他交游广阔，与中国最早成立的几家公益机构的领导人过从密切，是很多公益人士的“引路人”。他担任这些机构的理事或者董事，尽管不参与具体运营，但是用他的博闻强识和高瞻远瞩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影响了众多公益机构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引领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方向。
他和我，以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徐永光、顾晓今等人，经常电话或者书信往来，交流对公益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看法。2012年，他分别给我和顾晓今写信探讨“老”民间组织变革的问题，谈到对报刊上提出的民间组织步入“全面突破阶段”一事，他认为关于“全面突破”的客观条件，不仅表现在解除束缚，而且表现在赋予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
朱传一先生做理论研究，但他十分强调实践性，强调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他关注的问题广泛，提出的解决方法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了社区“协调人”的建议，并尝试做了一两个案例，以说明培育“协调人”的必要性。随后他专门寄来了一个《从协调家庭到协调社会：培育“社会协调人”意识的开端》的案例草稿。他这种想到即做、做完看效果的高度执行力，让我们这些后辈深感不如。
就案例撰写这件事来说，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在爱德基金会开展了多年，但是案例撰写和教学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开展，他这种撰写公益组织发展案例的想法，对我们是一个启迪。
03
忘年之交惜见晚
和朱传一先生相识之后，我尊称他为“老师”，相熟后他呼我为“老丘”。其实“老丘”不老，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先生来说。朱先生出生于浙江，按照南方的习惯，称呼资历和年龄比自己小的人，多在其姓前冠以“小”字。不过朱先生称我为“老丘”，这是他素来不肯以年龄和资历居长，每每循循善诱、提携后辈之良苦用心。
《论语》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朱传一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君子，与他少有接触的人，初见他觉得他面目严肃，似难接近；一旦搭上话语，才发现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交往多了，更发现先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生活中的朱传一先生。
他是爱德基金会的董事，工作上他是我的师长，生活上他是我的朋友。先生一生，年轻时热心报国，投身革命，中年时命运多舛，数遭劫难，晚年时老骥伏枥，提携后进。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从未听他有过不满和埋怨之声，他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的永远是一片赤子之心，总是希望它变得更和谐、更美好；作为一位年长三十的前辈，他对我从来没有过倚老卖老的姿态，总是以一种商量、探讨的态度，和我分享工作、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看法。
2010年之后，他因为年事已高，很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但是爱德基金会的事情他一直非常关注，《爱德简讯》他每期必读，并随笔写有大量密密麻麻的批注，读后内容必定点评，并与我交流看法。每次打来电话时，他都会声明，自己坐在书斋，不接触社会，有点想法和我交换，但是不一定听他的，谦和之至。这样的电话隔三岔五总会有。
他的很多观点和意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前瞻性的。20世纪90年代，在爱德基金会的一次董事会上，他提出发展公益事业还可增加社会就业，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还引起了一些议论，认为公益慈善讲奉献，怎么成了职业呢？而他却坚定地认为，公益慈善若无职业化，何谈专业化！
2014年9月，我到北京后与他又一次长谈，他专门提出了要重视社区治理这个问题，认为当年推进社会治理的支点就在社区，爱德基金会作为扎根社区的民间组织，应该在社区治理上总结经验、探索模式，从而为公益行业和社会提供借鉴。
“老丘，你来了！”每次见面，他都以这样的话语欢迎我。“朱老师，您身体好吧！”每次见到他，我都感觉像是回到了北京的一个家。而现在，人走了，物依旧……
纵观先生的这一生，他遭遇了很多变故，做过很多工作，经常“不务正业”，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从来没有离开中国改革开放这艘大船独自航行过。很多公益界的人士把他当作自己进入公益事业的领路人，而对公益的关注和参与，也正是他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之余的“不务正业”。
🔼 朱传一先生（前排右二）与中国公益界人士合影；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丘仲辉。
他的这些经历和认识，我都是陆陆续续从他口中得知的。他做了爱德基金会的董事后，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每次到北京，不论时间多么紧迫，我一定会登门拜访老先生。我们在一起说说谈谈，常常忘记了时间。
对他经历的了解，让我深感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活在了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不一定是个最好的时代，但至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远离刀兵劫难，没有了国家政治生活对个人命运的巨大扭曲，有了更多选择职业的自由和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却少了朱传一先生那一代人为国家和民族复兴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即使在他政治上受打压、名誉上受诬陷、生活上遭困厄的中年时期，他也从来没有灰心失望过，从来没有减弱过他那满腔激情。这正是他老人家的魅力所在，也是让我经久无法忘怀之处。
04
从何而来生命力
朱传一先生晚年极为关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这跟他的信仰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经常跟我探讨的，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健康的发展，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如何走得更好、更远，爱德基金会的事业如何更好地推进。
2014年10月21日，我们在他的寓所开怀畅谈，未料想这竟成了我们俩最后一次长谈，而且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总结。我们当时就说可以把这次谈话的主题定为“信仰与生命力”。先生当时思考：信仰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自省，是一种心灵的积累和沉淀，是一种鼓舞人心、激发活力和存于人们内心世界的那股永不衰竭的动力，即生命力。每个人都会死，身躯可以消失，但是精神永存。他认为这些东西于他是一种营养，使他面对困难、遭遇挫折和灾难时从未软弱，对未来总抱有一种期望。他认为信仰可以使中国的公益事业和公益人走得更好、更远和更为坚实！
在辞世前一个月，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约我见面讨论“信仰与公益”。日不暇给，诸事冗杂，等我到医院探望他时，他已经没有气力继续跟我讨论这个话题了，但仍不忘用手势和微弱的话语来鼓励我。
话题未竟，先生已逝。先生的这种终身学习、持之不懈的求索精神感召我们公益人、爱德人，激励着我们把公益的路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去求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写于金陵爱德小院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 《朱传一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京东图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官网商城均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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